【明報專訊】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去年底世貿農韓示威早已完結，但由此引起的爭論卻未息。今年2月起多位學者在本版刊出文章，討論內容包括農業、市場干預以至社會科學方法學，今天刊出的最新一篇文章，是許寶強教授回應雷鼎鳴教授本月初的評論。

為了讓讀者了解爭論來龍去脈，特刊出這議題的文章刊出時序，讀者可自行參考。——編者

辯論是近年學校喜愛採用的教學方式，但辯論能否產生正面的教育效果，我頗有懷疑，因此經常推卻擔當辯論比賽評判的邀請。辯論(比賽)孕育的，往往不是對知識、理據和事實的尊重，而更多是培育參與者的口才和表演能力，或把「最壞的論據裝扮得漂亮一點」的修辭技巧。

修辭(rhetoric)本身並不是什麼壞事。事實上，所有知識(包括科學知識)的表述均不可避免帶有修辭成分，為的是讓知識能有效溝通。修辭不僅是文學上的類比、隱喻等方法或使用各種形容詞，也可以是訴諸常識、借助權威，甚至指鹿為馬等伎倆，更可包括圖表、方程式和其他數學符號。事實上，不僅文學，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也大量使用修辭(可參閱我們編譯的《社會科學的措辭》)。

儘管採用修辭必不可免，但不同用法會產生不同效果。好的修辭除了能令表述更精確和提高文章可讀性外，還應遵循邏輯的嚴謹性和事實的根據，並尊重論辯對象的觀點。論辯自然可採取不同的立場，但修辭卻不應是謾罵或歪曲。

不幸的是，在香港這個所謂「知識型經濟」中，公共論爭所採用的修辭，往往不大遵循理論／邏輯的嚴謹性和引用論據的真實性，只訴諸(自我構造的)權威或錯誤的常識習見，更甚的是有意或無意歪曲論爭對手的觀點，這些都顯示了對知識不太尊重。

以最近我有份參與的有關「干預市場問題」的論爭為例，不管是有意或無心，雷鼎鳴教授(下簡稱雷)明顯誤讀了我的〈干預市場的迷思〉的觀點。雷說我引用Paul Bairoch羅列的歐美十多個發達國家長達幾十年的經驗為「零碎例子」，「根本證明不了什麼」。並說我「試圖論證有些國家多搞保護主義後，經濟增長率還要快了一點」。

大概是雷的「理論」視野太「高」，因此沒有仔細閱讀我的觀點。為了對比雷如何誤讀，我只好再次引用自己的文章︰

「筆者無意強調保護主義貿易一定勝於自由貿易，但『保護主義遺禍人間』之說，顯然難以成立。」

換句話說，我從來沒有嘗試論證「多搞保護主義會令經濟增長率快一點」的「因果關係」，我只想指出一些雷嘗試建立的單一因果關係(「保護主義遺禍人間」)的一些不利事實(inconvenient facts)，希望持這些觀點的論者能提出更合理、更有根據的論證，而非僅借助修辭伎倆來鼓吹其信奉的意識形態。

經濟理論也應尊重事實

自然，沒有人會相信存在純粹的「事實」，所有「事實」也必須經過分析(或理論化)和呈現(represent)才有「意義」。不過，理論歸理論，用來檢驗理論的「事實」還必須有一定的依據。例如說建國才200多年的美國「農民人數在經歷過幾百年(無三不成幾﹖)符合市場規律(美國著名的農業補貼又如何﹖)的轉型後，早已跌到很低的水平」，就算是「當代最頂尖、最有洞察力、真正深不可測的經濟理論大師諾獎得主的智慧結晶」，也難以否認上列陳述的錯誤。

此外，並列兩種現象或因素自然不等同說明它們的因果關係，這是任何一個社會科學學生都應該知道的基本常識，用不花費筆墨長篇大論。奇怪的是，雷鼎鳴點出了的社會科學方法的常見錯誤，卻經常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出現。

由始至終，都只是雷自己要論證「保護主義遺禍人間」這單一的因果關係，其他論者，如Dani Rodrik和我只不過嘗試指出影響經濟發展的其他多元因素的可能性。然而，雷卻自相矛盾地指出美國「採用貿易封閉政策時」，也「正向西部擴張，土地及資源都在大量增加」，因此「沒有理會因素的多元性，根本證明不了什麼」。如果其他因素(包括他指出的「開發西部」【殖民擴張﹖】)同樣會影響經濟表現和人間福祉，那麼「保護主義遺禍人間」這單一的因果說法，由於「沒有理會因素的多元性」，恐怕真的「根本證明不了什麼」。

嚴謹的經濟學家都會以理論結合實證的方法討論保護主義是否真的不利經濟增長，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的Dani Rodrik、Jeffrey Frankel，美國馬利蘭大學的Francisco Rodriguez，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David Romer等。不過，我很少看見認真的學者會用這樣的「論據」﹕「落後制度固然拖慢經濟，但我們怎知道貿易障礙不也是同時在起作用﹖」或「我們也可以說，若美國當時開放貿易，經濟增長可會更凌厲」，這是否帶點小孩式的「撒賴」﹖

我也很少看見真正遵循社會科學方法的學者，會隨便說我們會很容易從「曾參與過中國開放後的外貿」的港人「所積累的大量詳細經驗及資訊中」，「知道中國若沒有在經濟上逐步開放，今天不知會窮到什麼地步」。而且還叫這宣稱做「詳盡分析個案經驗」﹗這種完全訴諸主觀經驗直覺的推論，是否就是從事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學者所指的、阻礙中國發展科學精神的中國式「直觀理性」，還有待論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簡單地訴諸主觀直覺，明顯缺乏理性求真的嚴謹精神。「社會科學的及格方法」竟定得如此低，確實使人「感到十分驚訝」。

教條之外的社會科學方法

有關社會科學方法的論爭十分複雜，涉及不同時代不同學派的多元視點(如方法學上的個人主義與結構主義、辯證法與形式邏輯、尼采和傅柯的系譜學、女性主義和後現代方法等)。由於能力和篇幅所限，這裏只引用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有關社會科學的邏輯(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的討論(對波普爾的批評可參閱Adorno et al. 1969內相關文章)。

波普爾指出，「科學的客觀性是建基於科學家的客觀性」這論斷是錯誤的﹔科學的客觀性建基的並非「經濟學術工作坊」中「一些同行」是否「以意識形態作為衡量論文優劣的標準」，而是透過理性批判(教條)的傳統，以及社會科學家互相批判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來達至的。這種理性批判的傳統建基的是不同學派之間的自由爭論，以及與此相關的國家和社會體制(如不同大學、學系、學術雜誌和出版社的競爭)。理性批判的目的主要是減少教條，或超越錯誤的常識習見。

波普爾指出，正確的社會科學方法不在於宣稱一種理論是對的。事實上，他要批判的正是這種抽離事實、自稱永遠是對的理論推論。儘管他主要針對馬克思主義，但我們不難發現，波普爾的原則也可為我們檢出經濟學中的教條主義和封閉思維。他指出﹕「一個理論只有在它確實對應事實，或事情真的像理論描述一樣時，才是對的。(We term a proposition 'true' if it corresponds to the facts, or if things are as described by the proposition. P. 99)」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觀察到的事實不符理論推導，理論就會被否證(falsified)，而認真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是有必要修正理論或至少檢視其前提，看看哪一個地方出錯。

如果《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引用的一份對92個國家的調查，或Bairoch跨越19至20世紀的歐美經濟史的研究，也只算是「零碎」的資料，那麼像什麼「技術性擊倒」、「一刀了斷」等修辭——借用李天命先生的語理分析用詞——更是「沒有什麼認知意義」了。

訴諸修辭的經濟學﹖

經濟學應是一門嚴謹的科學。在認真的經濟學者手上，經濟學方法確實產生了不少優秀的研究成果。不過，在不那麼嚴謹者的手中，經濟學往往會變成一種修辭學，距離其自稱的科學方法千萬里。

在公共討論中，雷經常以修辭代替理論，以未經嚴格驗證的經濟學偏見取代實證研究，這我已在《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第5章作出了仔細分析。這裏再以他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與常見錯誤〉一文為例，探討經濟學理論在不太嚴謹的學者手中如何表現為一門修辭技巧。

雷經常採用的修辭伎倆是構造並訴諸與實質問題不大相關「權威」，例如「當代最頂尖的幾位國際貿易專家之一的巴格瓦蒂」、「經濟增長理論大師諾獎得主盧卡斯」、「對貧窮問題最有洞察力的學者」舒爾茲的見解是「真正深不可測的智慧結晶，等閒之輩不易明白」，就這樣嘗試令讀者不再深究他的邏輯和論據——如果有的話﹔又例如「在過去半個世紀，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是對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研究重鎮。經濟學諾貝爾獎歷史上總共57位得獎人中，竟有23人曾在芝大任職或畢業」﹗不過，這些「權威」與能否證明「保護主義遺禍人間」恐怕沒有什麼因果關係，「頂尖」的「大師」自然也會犯錯，母校出了多少諾貝爾得獎人與雷的文章是否錯誤也無關，正如在金庸的《鹿鼎記》中，文武雙全的「頂尖」「大師」陳近南，也可以培育出一個不學無術的韋小寶。

雷的另一修辭策略是為自己建立權威的發言位置。為了暗示他十分了解美國農業，他這樣寫道﹕

「我在美國住過17年，其中9年在可稱為美國『玉米帶(Corn Belt)』的中西部，在農產區穿插不知多少次。」

如果在「農產區穿插不知多少次」就能夠了解農業，那麼每年都進出廁所「不知多少次」的人，是否也可以成為水電專家﹖

倘若學者不用系統的事實來「證明」他的「因果斷言」，甚至連「零碎」的例子也提不出，只靠修辭學常用的構造權威和訴諸(往往是錯誤的)常識習見，用武斷、略帶不屑和隨便的語調嘗試把認真的學術爭論化為公關技巧，這是社會科學的方法﹖還是像雷自己所說的「只能是貽笑大方自我吹捧的廢話」﹖

是經濟學﹖還是意識形態﹖

雷聲稱「經濟理論的目的是要找尋真理」，不會用意識形態來衡量論文優劣。不過，正如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指出，意識形態操作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只用來攻擊別人的觀點是意識形態，但卻經常否認自己的視角也帶有意識形態。

以雷觸及的最低工資爭論為例，反對者斷言最低工資必然會導致弱勢社群受損，又「擔心」訂立最低工資之後，「政客」會得寸進尺，甚至令香港走向共產主義。

說最低工資必然令弱勢社群受損和把最低工資與「共產主義」扣連，儘管不符歷史事實(筆者會另文討論)，但卻可能召喚起港人對「最低工資＝共產主義」的恐懼，從而把「自由經濟」當作為一種需要捍衛的意識形態。政客或民粹式的評論家使用這種不符現實的修辭，以鼓吹他們的政治信念(或意識形態)，自然是意料中事，但倘若大學教授也只管借助權威、訴諸常識、自相矛盾，那麼遵循嚴格的邏輯、實證的材料和尊重對手觀點的認真辯論是無法建立起來的，結果不僅會令個別教授「感氣息不暢，經脈閉塞」，也許還真的會「使後學誤入歧途」，甚至加劇香港這個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反智民粹風尚。